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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论秘书工作(摘编)

作者: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 | 来源: 《秘书工作》第8期 | 发布日期:2014-09-15 | 阅读次数:

 一、提高理论水平,写好综合报告

 党和政府写决议、指示、计划,发电报,这是很重要的,但指示、电报只能传达到一定范围的干部。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,不同群众见面,是不能发生效果的。拿笔杆子中,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,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。出报纸、办广播、出刊物和小册子,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,紧密结合中心任务,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,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、更广泛,作用大得多。

 《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》(1950年5月16日),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一卷,第145页

 

 什么叫生动活泼?不在文字长短,而是要写出生动的过程,而且有结果。我们有的批评往往只是把问题摆出来了,没有下文。描写过程也不能冗长。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大大发扬,我们还很不够。领导上,党委和政府,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,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,要鼓励说话。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,必要时也要提醒和说明。

 《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》(1950年5月16日),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一卷,第150页

  

 有些同志尤其是老同志,每写文章就一定要面面俱到,结果很多东西平列,弄得很长。其实一个宣传鼓动材料,好的必然是短小精悍的,这样才能切中要害。

 《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宣传工作》(1951年1月18日),《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》,第322页  

 

 宣传马列主义要造成一种空气,提倡引经据典,但要引得对,马列主义反对你乱引。要提高党的理论水平,就要学习理论,宣传马列主义,克服经验主义。现在规定高级干部要写论文,这个方法很好,不学理论就写不出论文来。写论文正如写综合报告一样,写综合报告可以使一段时间的工作在脑子里转一个圈。写论文、编班、考试,这些方法都很好。

 《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宣传工作》(1951年1月18日),《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》,第323—324页

 

 学马列要精,要管用的。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,群众怎么读?要求都读大本子,那是形式主义的,办不到。我的入门老师是《共产党宣言》和《共产主义ABC》。最近,有的外国人议论,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。打不倒,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,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。

 《在武昌、深圳、珠海、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》(1992年1月18日—2月21日),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,第382页

 

 二、开短会,不开无准备的会

 不开无准备的会议,尽可能地缩短会议时间,会议长与准备不够有关。

 对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处《关于会议问题的情况和改进意见(草稿)》的批示(1951年8月6日),《邓小平年谱(1904—1974)》(中),第1003页

  

 开会要开小会,开短会,不开无准备的会。会上讲短话,话不离题。议这个问题,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,赞成或反对,讲理由,扼要一点;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。不开空话连篇的会,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。即使开短会、集体办公,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,那也不得了。总之,开会、讲话都要解决问题。

 《坚持党的路线,改进工作方法》(1980年2月29日),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二卷,第283页

 

 现在有一个问题,就是形式主义多。电视一打开,尽是会议。会议多,文章太长,讲话也太长,而且内容重复,新的语言并不很多。重复的话要讲,但要精简。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。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,多做少说。毛主席不开长会,文章短而精,讲话也很精练。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,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,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,我完成了任务。五千字,不是也很管用吗?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。

 《在武昌、深圳、珠海、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》(1992年1月18日—2月21日),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,第381—382页

 

 三、信息确实很重要

 报纸真的同实际、同群众联系好了,报纸办好了,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。常常有这样的情况:党和政府听不到的,报纸能听到,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。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,把读者来信加以综合研究,常常就能看出来。

 《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》(1950年5月16日),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一卷,第150页

  

 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,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,孤立起来,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……中国社会过去闭塞,造成信息不通,是一个很大的弱点。

 《政治上发展民主,经济上实行改革》(1985年4月15日),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,第117页

 

 总之,不要关起门来,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,否则就会信息不灵,睡大觉,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。

 《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》(1989年3月23日),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,第290页

 

 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?确实很重要。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,就是鼻子不通,耳目不灵。

 《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》(1989年6月9日),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,第306—307页

 

 计划和市场都得要。不搞市场,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,是自甘落后。

 《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》(1990年12月24日),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,第364页

 

 四、督促检查,这是我们的老传统

 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,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。上级政治机关对下级党委、政治委员、政治机关的工作,应该进行指导,督促检查。这是我们的老传统。

 《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》(1978年6月2日),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二卷,第124页

 

 一项工作布置之后,落实了没有,无人过问,结果好坏,谁也不管。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。

 《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,团结一致向前看》(1978年12月13日),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二卷,第150—151页

 

 必须把分工负责的制度建立起来。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;某一件事、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,必须由他承担责任,责任要专。应该说,过去我们的书记处工作效率不算低,原因之一就是做出决定交给专人分工负责,他确实有很大的权力,可以独立处理问题。现在反正是画圈,事情无人负责,很容易解决的问题,一拖就是半年、一年,有的干脆拖得无影无踪了。办事效率太低,人民很不满意。

 《坚持党的路线,改进工作方法》(1980年2月29日),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二卷,第282页

 

 集体决定了的事情,就要分头去办,各负其责,决不能互相推诿。失职者要追究责任。

 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》(1980年8月18日),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二卷,第341页

 

 各级党委和政府,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,而且要抓紧、抓好,严格要求,少讲空话,多干实事。比如说,改革的决定,在你那个地区、那个部门,怎样贯彻落实?……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。那种只靠发指示、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,一定要转变过来。各个部门和地方,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,都要注意这个问题。

 《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》(1985年5月19日),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,第121页

 

 五、送发文件要有章程,不要太多

 中央所颁《人民法庭组织细则》,眉目十分清楚。司法部所拟条例,除个别具体问题外,并没有其他新的问题,故无另发一条例之必要。过去川西行署曾写有一条例,我们也已告他们不发,个别具体问题改用指示规定。下面深感文件太多的痛苦,我们应加注意。

 就减少部门条例、文件问题给孙志远的信(1950年11月3日),《邓小平年谱(1904—1974)》(中),第949页

  

 鉴于多次经验,各个会议都出专刊,往往流于形式主义,实际上看的人很少,花费很多。而且现在各种专业会议很多,专刊如多,下面同志必感头痛,所以我不主张司法会议出专刊。请你们与司法部一商。

 我的报告因无时间改,请退司法部存案即可,不必登载。

 就会刊问题给周钦岳、胡光的信(1951年5月29日),《邓小平年谱(1904—1974)》(中),第987页

 

 现在送军委的文件太多、太零碎。很多文件不能都送到这里来,我看要砍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。总参要研究个意见出来,哪些事情总参可以处理,哪些要报军委,要搞个章程办法出来,报军委审批后,就按那个办。工作要按级负责,分工负责,敢于负责。国务院过去有个办法是,一段时间内做了哪些事情,综合一下,列个单子,处理了哪些事情,有哪些同志圈过,送有关负责同志一看就知道了。总参的重要事情,可以集体办公,集体处理。目前总参党委的事,主要是由八位常委来处理。军委工作是叶副主席主持,属军委管的事情直接报告叶副主席。

 《当前军事工作的几个问题》(1975年1月14日),《邓小平军事文集》第三卷,第3页

 

 六、加强保密工作

 无论各党派、政府各部门、群众团体,都有它一定的秘密性。国家各方面的工作都要通过计划去做,消息传播了出去,言者无意,听者就有意,这是非常危险的。有些事我们认为无关紧要,但被敌人知道后就有用,如我们的财经数字,工业建设计划等,被敌人知道了,就可以估计我们的力量,了解我们的重点,从而进行破坏。

 《要重视保守国家机密》(1950年10月18日),《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》,第257页

  

 保密问题必须成为国家一个重要的法律。过去中央颁布一个保守国家机密的指示,政府各部门、各党派、军民等都要进行教育,各部门首长对于这个问题尤应经常关注。毛主席、周总理说,对于泄漏国家机密的处分,比其他法律要严厉。严格说起来,泄密不管自觉不自觉,都等于叛国行为。因为我们没有保密习惯,要进行教育。过去在解放区,洋人、帝国主义的间谍很不容易进来,结果,有的同志保密习惯很差,所以现在要进行教育。周总理特别说,各部门要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注意,比如每一个消息应该有一个范围,这样消息走漏以后,就要去找这个范围的人,如果没有范围就无法追究。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出一套办法,包括人事问题,各部门对于工作人员要经常审查,哪些人是有保证的,哪些人是值得注意的。

 《要重视保守国家机密》(1950年10月18日),《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》,第258页

 

 我们现在有东西要保,也一定要保住。不仅尖端的要保住,发明创造也要保住。现在刊物泄密很严重,主要是科学技术刊物。今后要负责人审稿。关于对外资料的保密问题,三条原则:(一)人家的我们要,为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,理直气壮地要。别人要我们的,也给,但只能走前门,不能走后门。(二)不要指望别人,要自力更生。(三)不论别人给的还是自己的都要保密。

 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(1960年5月5日),《邓小平年谱(1904—1974)》(下),第1546页

 

 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,我们党的、国家的机密保守得比较好,很少泄露出去。现在有些干部的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,出去随意扩散,个别的甚至向外国人卖情报,送情报。这是我们现在许多事情保不了密的一个重要原因。顺便说一下,我们现行的有些做法非改不行。过去规定,机密文件不能出办公室,保密员带文件出差要两个人同行,不能一个人出去。现在却有人把机密文件随便放在自己皮包里,随便带到什么地方去。文件个人保管,喜欢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,这样不行!应该有章程嘛。

 《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》(1979年11月2日),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二卷,第219页